孤独者刘慈欣:主流文学的转型顺理成章

作者:荣智慧来源:南风窗发布时间:2017-03-16

刘慈欣不止一次宣称:“科学,我只对科学感兴趣!”他说,量子力学、生命进化的神奇和美,理论物理、数学的瑰异,是任何描写人性美的文学作品无法比拟的。

刘慈欣

  2016年11月29日上午,一身黑色西装的刘慈欣,站在了北京人民大会堂的门前。长安街上的车流依旧滚滚向前,而笼罩北方大地的霾还没有散去。

  刘慈欣以前工作的地方,天空也是时常阴霾。娘子关发电站四面环山,距离最近的阳泉市有40分钟车程。运煤的大货车常常堵成一条长龙,坐两个小时火车才是往来市区的最佳选择。

  北京的初冬本来另有一番景致,只是刘慈欣没有太多时间赏玩,他是来参加中国文联十大、中国作协九大的。2016年3月,已担任阳泉市作协副主席的刘慈欣,当选为山西省作协副主席,来过北京多次的他,第一次因自己的“文学行政职务”公出至此。

  从2015年8月23日获得“雨果奖”算起,15个月过去了,中国科幻文学界的代表作家刘慈欣,已经变成了“身经百战”的媒体明星。在略带“外交辞令”的言谈里,他可能很难意识到,自己所呈现的矛盾与亮相人民大会堂的意义。

  “主流文学的转型顺理成章”

  “新秀作家”,你也许可以这样称呼53岁的刘慈欣。

  如果说没有闯过中国作协代表大会码头的作家不叫“作家”,那么刘慈欣算是“刚刚出道”。纵然他之前早已名满天下,还拿到了科幻迷眼中神圣的“雨果奖”,但对于中国“主流文学界”来说,用处不大,“小时候胖不算胖”。

  中国“当代文学”的起点,似乎可以从1949年“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”的召开算起。4年后诞生的中国作协,在今天依然具有一定的政治与人际的凝聚力惯性。不过,和作协成员一起开会、旅游、聚餐的刘慈欣却表示,跟他们“没什么共同语言”。

  对于研究者和批评家给《三体》贴的“冷战朋克”“文革朋克”标签,戴的“乌托邦精神”高帽,刘慈欣也一概予以否认。

  美国著名科幻作家厄休拉·勒奎恩在《纽约客》上撰文回忆:“60年代时,这个国家只有几百个科幻作家。我曾经把当时的‘美国科幻和奇幻作家大会’比作一群围成一圈的麝牛,臀部挤在一起,把角对准围过来的狼群—‘狼群’指的就是各学校英语系教师以及埃德蒙·威尔逊这样的人士。”如果把这番话置换成“中国版”,大概就是:为数不多的中国科幻作家围成一圈,“狼群”就是各个高校的中文系教师,以及那些名声在外的批评家。

  刘慈欣在作代会的会议室里听了4天,内心形成的是这种印象:“当下的文学趋势害怕变化,被动接受现代的东西。”他举了30年代上海纺织女工的例子:“她们可以做头发,看电视,打电话,用电灯,是第一批接触现代化的普通人。”然而,那个年代的文学主题多是斗争、穷苦,“和现代化生活不沾边”。当代的情况如出一辙,一边是工业文明的飞速发展,一边是乡土小说的“自怜”和“自恋”。刘慈欣说:“主流文学的转型顺理成章。”

  其实,上世纪30年代还是有穆时英、刘呐鸥这样迈着“狐步舞”的作家,描写大上海的光怪陆离。但对“新感觉派”和“都市小说”均没有什么涉猎的刘慈欣,兀自认为那个年代和现下的主流文学都是“超级自恋”,没有给其他文学形式留下什么创造空间。

  “在主流文学中,由于人性超越一切的吸引力,太阳和其他星辰都是围绕地球转的。如果宇宙是撒哈拉沙漠,只有地球这一粒沙因其上附着的叫人的细菌而成一粒金沙,其余的整个沙漠都可以忽略其存在。”刘慈欣声称,科幻文学就是文学“再一次睁开眼睛的努力”,它让文学与宇宙重新联结起来,从而“超越自恋”。

  他还表示,“主流文学”与“类型文学”的区别在于,主流文学创作者往往面对现实很焦虑,类型文学则重在享受生活。另外,“科幻本身已经成为我的现实的一部分:它是我最重要的乐趣,也是我的事业,并且我希望通过科幻文学有更好的收入”。

  2005年的长篇小说《球状闪电》销量不错,刘慈欣也因此挣了从事科幻创作以来最多的一笔钱。在科幻作家董仁威的记述里,这笔钱没给刘慈欣带来多少欢乐,却让他增添了许多烦恼。“为这事,他恨上了编辑师傅,说起此事时还咬牙切齿的。编辑寄那么大一笔稿费,3万多元,悄悄给他打在卡上就行了,他偏偏要通过邮局寄到刘慈欣工作的单位上去。”

  “刘慈欣工作单位的人都知道刘慈欣发财了……一股暗流在单位涌动,人们用怪怪的目光看着他,在食堂吃饭时说几句阴阳怪气祝刘工发财之类的话,摆几句‘人无外财不富,马无夜草不肥’的闲龙门阵……面对流言,他无处解释,也没有机会解释。领导又没找你谈话,群众又未当面指责你,找谁说理去?真窝囊!真憋气!”

孤独者刘慈欣

孤独者刘慈欣

  “人努力生存,无关尊严”

  一开始,刘慈欣走的还是“主流文学”的路子。从1978年天津老牌严肃文学杂志《新港》退回15岁的刘慈欣的科幻处女作,到53岁的刘慈欣主动将作品定义为“类型文学”这样的大众文化范畴,这其中既有时代和思潮的变化,又有划定“安全区域”的策略。当然,“主流文学”和刘慈欣作品从内涵到手法的区别,也是造成二者张力的原因所在。

  对于当代作家来说,没有人能绕过90年代的大分裂。1992年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,使得从1949年延续下来的文学生产、流通、评价方式,以及作家的存在方式,通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人文知识界对这一“现代化”的态度和文化想象,从80年代的积极乐观,几乎是猛然间跳跃到了痛苦和失望。

  对于刘慈欣来说,这正是他所不满和不能理解的“被动”和“恐惧”。作为一名发电站的计算机工程师,他对现代化、工业文明的想象,和今天我们熟知的“工业党”一样,乐观、明朗,甚至带有50年代的理想主义色彩;他也坚信随着大灾难的到来,所有现存的价值都将一文不值。他甚至看不懂大量读者对《三体》的“让人绝望”的评价。

  “这个误解很奇怪。《三体》最后,人类扩展到整个银河系,直到宇宙毁灭,如果按照文明的时间尺度来看,这是很乐观的一个结果了。”

  刘慈欣也不像那些背负沉重使命感的主流作家。那些人面对大众文化时总要“三思而行”,而“三体热”和获得“雨果奖”本身就是大众文化的一部分。刘慈欣的长篇作品,常常是在出版社、杂志编辑等商业化的策划下创作。钱莉芳的《天意》火了,出版社鼓励他出了《球状闪电》,《球状闪电》卖得不错,便有了《三体》。

  相对于主流文学对“灵魂需要”的关注,刘慈欣更以自己设定的“生存需要”而自豪。不惜任何代价地生存,是他作品的主人公一以贯之的特征;反之,那些固守道德意义的人,通常没什么光明结局。

  小说中大灾难下的“生存需要”,这个足以粉碎和颠覆当下一切“不言自明”道德观的理念,确实提供了持续不断的“震惊体验”。但阅读体验是一回事,价值判断又是另一回事。当从生物繁衍、种族延续的角度来否定道德的作家,在人民大会堂遭遇坚持“人文精神”的作家,听起来已经极具戏剧性。

  这种“对立”在文学史上倒也并非罕见。当年“人文精神大讨论”的两派—“躲避崇高”派与“以笔为旗”派,代表性人物“二王”王蒙、王朔,和“二张”张承志、张炜,恐怕也不乏在公开场合相见的机会。但来自一个工程师的“格格不入”,恐怕也是“前无古人”的了。

  甚至在访谈中,刘慈欣有意地将作品中的情感、道德、政治等人文性的元素统统剥离,既否认了《地火》中对产业工人的尊重,也否认了《光荣与梦想》《混沌蝴蝶》《全频带阻塞干扰》中对第三世界、弱小民族的尊严的关注。“我对人不感兴趣。我研究他们仅仅是因为科幻小说必须写故事,编故事必须写人!”

  为了便于理解,刘慈欣小说的主人公,甚至可以分为“生存需要”的认同派和反对派。这种“高概念”加“故事角色氛围”的模式,也是科幻黄金时代遗留的产物。刘慈欣承认自己年少时代的阅读,就是从这些“黄金时代”的科幻作品读起的。而上世纪70年代,借助后现代文学表现手法的“科幻新浪潮”文学,却没有得到刘慈欣的青睐。他认为“它削弱了科幻文学自身赖以存在的根基,来取得主流文学的认可,而主流文学也始终没有认可科幻文学的地位”。

  然而,这种对“黄金时代”模式的追捧,也正好让科幻粉丝与科幻文学跌入“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”的保守怪圈。不少科幻粉丝一直倾心于“讨论大概念问题、表现宇宙广阔无垠、激起头脑眩晕”的惊奇感小说—它既不像19世纪小说一样提供令人满意的背景、情节和大结局,又能“好读好把握”,而不是试验性十足的文学形式。

  所以很大程度上,从1973年开始,拒绝了托马斯·品钦《万有引力之虹》的雨果奖和星云奖,已经是鼓励保守趣味的激励机制了。大学时期就写过科幻音乐剧的品钦,毕业后不久就写出了小说《熵》,将热力学定律运用到了社会观察和描述上;1973的《万有引力之虹》更是神秘繁复,包罗万象,全书由许多零散插曲和作者似是而非的议论构成,内容包括现代物理、火箭工程、高等数学、性心理学等,梦境一般的幻想中充满了扑朔迷离的交叉关系,有评论家说这本书简直是“借助神力完成”。不过结局是,那一年的雨果奖和星云奖,还是毫无悬念地颁发给了两位科幻界巨擘—艾萨克·阿西莫夫(《神们自己》)、阿瑟·克拉克(《与拉玛相会》)。

  在“黄金时代”科幻潮流的暗中影响和企图获取市场的聪明选择之间,刘慈欣显然并不是一个“不识时务”的理想主义者。“在写《三体》前两部的时候,考虑到要吸引更多的读者,我曾经做了一些妥协……像第一部描写了‘文革’的故事;在第二部中,中国仍处于现在的社会体制。”他说。

  “技术的奴役是一种进步”

  刘慈欣不止一次宣称:“科学,我只对科学感兴趣!”他说,量子力学、生命进化的神奇和美,理论物理、数学的瑰异,是任何描写人性美的文学作品无法比拟的。科学大气磅礴,人性小气猥琐。他还说,对科学,特别是对理论物理的崇拜,对发掘科学中美的向往,对解开宇宙之谜的渴望,是他献身科幻事业的根本原因。

  他称自己的小说为“思想实验”,这句话理应放在数学范畴的博弈论的框架下理解—他的小说充满概念与概念之间的矛盾冲突,以人物作为传声筒,通篇研究的是在各种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获胜策略,比如囚徒困境、公地悲剧、反公地悲剧等等。

  “宇宙社会学”也屡屡出现在刘慈欣的话语中,这是《三体2》中的设定:在人类当前的科技水平和社会状况下,从两条不证自明的基本公理(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;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,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)出发,借由引入两个重要概念—猜疑链和技术爆炸,来建构一门关于描述当前宇宙社会大图景的学科。

  这个想法虽然冠名“社会学”,实际上却和现存的社会学无关,是刘慈欣仿照数学理论创造出的个人意义上的“社会学”。社会学显然是无法从公理推导出来,再指导社会运作的。在他看来,高度数学化就可以精简地理解整个社会结构,只是大多数自然科学家对社会科学的美好想象罢了。

  从科学研究到思想实验,再到宇宙社会学,刘慈欣在观念上走的是一条“控制论”之路。“控制论”是天才数学家诺伯特·维纳在1948年提出的,这一学说主要研究信息传递、系统动态平衡和信息反馈—一开始只是造造武器,后来渗透到了人文社科领域,学者们希望借此来研究社会和人类自身。“控制论”影响了二战后的全球局势,计算机技术正是从此一日千里,在美国发扬光大。1983年阿尔文·托夫勒访华时,将自己撰写的《第三次浪潮》送给了国内一系列要员,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送来了“控制论”。

  刘慈欣坦承自己是看过《第三次浪潮》的。这本书被一些人视为“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三本书”之一,它激发学者研究人类面对灾难时的反应,考察“地外文明”与人类之间的碰撞,最后解决这个社会和人类发展的难题。刘慈欣说:“我们普通大众,我们对那种灭顶之灾下的道德体系、价值体系,没有任何思想上的准备……我们不知道怎么办……我如果是人大代表的话,我的提案就是这样,肯定有一个大灾难的应对方式,可现在没有人考虑这个事。”在这一点上,他和战后不少美国科学家站到了一起。

  “控制论”的潮流,带来的是信息计算和信息管理的时髦货。潜伏在“信息”下的,是飞速发展的技术。董仁威写道:“刘慈欣是一个对技术、对工业文化很崇拜的人,觉得那是一种很神圣和很精致、很严格和很大气的东西。”

  “最大的危险是‘技术的停滞’,”刘慈欣毫不讳言,“在100年前或者更早一点如欧洲的中世纪,出生的婴儿只有一半能活下来,活下来的一半婴儿,只有一半能长到15岁以上……那个时代是被贫穷、死亡和战争奴役,与那个相比,我更愿意接受所谓技术的奴役,毕竟这是一种进步。”

  “控制论”和“技术”统治下的人类社会,“自我”很容易成为一种错觉。这确实从根本上动摇了人之为人的伦理基础。但是,“控制论”很难“控制”缺乏内在稳定性的千变万化的社会组织,无法获取有效的数据,而观察者自身与社会现象的耦合,显然也会使结果千差万别;同样,技术也不是中性的,它也一样是文化和政治的工具,技术在任何特定情境中发挥的作用,总是带有文化的诠释性。

  就像刘慈欣笔下的《圆圆的肥皂泡》,在分子技术发展的背后,是中国几代人对改造大西北的无私奉献;落后和贫瘠以及英雄主义精神在主人公身上,刻下了令人难以忘怀的纠缠和浪漫。然而,刘慈欣拒绝了类似的解读,相比有着文化研究视野的质疑者和评论者,他往往依然相信一个无法成立的模型和一种天然“纯洁”的技术。

《圆圆的肥皂泡》

《圆圆的肥皂泡》

  看起来,他正在塑造一个和当代作家、当代科幻作家完全不同的个人形象—一个冷酷无情的、有着人类学家身份的、不得不使用故事来进行实验和探索的纯科学爱好者,至于文学(或许他宁愿称之为故事),只是微不足道的手段。

  回过头来看,主流文学对科幻文学的“忽视”,往往并非“受害者”想象的那样,是居心叵测的压制或是轻视;相反,科幻文学自居于“类型文学”的自保心态和缺少文学性的重复性创作,以及企图另辟蹊径的优越感,才有可能是其无法跻身“主流文学”之列的原因。而主流文学本身面临的各种新老问题,以及对自然、社会科学的漠然,也令其面对新生事物的姿态不那么轻松。

  刘慈欣与“主流文学”的矛盾和张力,归根结底,是知识结构和思想资源上的差异。对控制论和博弈论的热衷,对“纯”技术的支持和向往,以及带有浪漫色彩的乐观主义精神,无不证明他是一个来自“80年代”的理工科生。他给文学界带来了自然科学式的“陌生化”之后,显然也与其产生了“鸡同鸭讲”般的隔阂—而这种隔阂,自从科学革命以来便产生了—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命运,直至后现代的今天,再难弥合在一起。

  在《诗云》和《时间移民》里,刘慈欣两次引用了“前不见古人,后不见来者”一诗,他觉得这“和地球在太空中的境遇很像,是一种无边无际的孤独感”。2016年的冬季,身处茫茫雾霾城市里的刘慈欣,大概也是一样的感受。

  聆听刘慈欣—

  我尊重那些具有超凡力量的人

  南风窗:你在2014年接受采访时,除了阿瑟·克拉克和奥威尔这样的“科幻作家”,还特别提到了王蒙的《青春万岁》,很少有作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“十七年”文学(1949-1966)如此怀有感情,能具体谈谈你对这本小说的看法吗?这本书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影响?

  刘慈欣:这部小说对我的影响确实十分大。首先跟我的年龄有关系,因为《青春万岁》从某种程度上说,是50年代的“青春文学”,和现在的“青春文学”不一样,有一种很单纯的理想主义。这些东西其实与科幻共通—都是很纯的理想主义,充满了50年代那种阳光感。这本书在80年代还拍过电影,我看了好几回,我以后的作品也受到这本书影响。不过王蒙对我的影响,就这一本书,他自己对这本书评价也不高。

  南风窗:你童年或者少年的阅读,都是由哪些作品组成的?

  刘慈欣:我们小时候谈不上阅读,“文革”时期,能看的书很少,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就那么几部,文学杂志也几乎没有,书的数量是很少的。80年代《第三次浪潮》《大趋势》都是看过的,现在看来,这些书的预言都是过时的。

  南风窗:对大多数人来说青春是一个硝烟不断的叛逆时期。你做过的最危险的事情是什么?

  刘慈欣:危险的事情肯定是有,像我们山西的煤矿,矿上的情况很危险,你在那些孩子们中间,会接触很多暴力的东西,但这并不是我所独有的,每个孩子都会面临这个问题,比如打群架。那会儿生活条件限制,很少有孩子能有玩具,都是自己制作,那些玩具都是相当危险的,那个时候流行制作火枪、弹弓,像这些东西男孩子都是随身携带的。

  南风窗:你的青春期正好遇到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,对你造成过影响吗?你是否在作品中有意识地回应这些事件所提出的问题,还是出于“商业卖点”的考虑?

  刘慈欣:首先我对“文革”也好,其他运动也好,都是毫无兴趣的。这是作品构思的需要,比如《三体》,我想要表现一个毫无人性的时代,那我首先想到的就是“文革”—现在人坏,顶多坑你点儿钱;那时候的人坏,一句话就要你的命。

  南风窗:我们会在你的作品里发现对劳动者、特别是产业工人那种发自肺腑的尊重,请问这种情感和你的代际有关吗?还是和家庭关系更加密切,比如像《地火》所表现的那样?

  刘慈欣: 《地火》的主题不是对产业工人的尊重。我尊重的是那些站在人类思想的前沿—科学家也好,艺术家、作家也好—那些具有超凡力量的人,比如军队的将领,或者精神性的领袖。至于劳动者……我把自己看作他们中的一员,他们的生活环境,那种劳累的工作环境,我是很同情的,希望能得到改善,但这和尊重不是一回事。我尊重的是普通人在极端环境里的献身精神和超人气概,像朝鲜战争中为了不暴露己方位置,在熊熊烈火中牺牲的邱少云,我很尊重。但他们不是普通人,他们既然已经做出了这些行为,他们就不是普通劳动者了。

  南风窗:关于地外文明的假说,你的作品似乎没有跳出阿瑟·克拉克“动物园假说”和萨博哈根“死亡探测假说”的范畴,但有两篇是例外:《梦之海》《欢乐颂》,这两部小说中的高等文明都“为艺术而艺术”,留下高蹈绝唱,这是有意为之的“设定”上的突破吗?

  刘慈欣: 我们潜意识常常认为,和我们打交道的外星文明一定是个实体,代表一个国家,一个城市。这个想法其实是人类自身状况的一个推演,并不符合真实情况。就像《路边野餐》,很可能外星文明对人类的行为,不再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,而只是个体行为,个体力量非常强大,这是非常可能的。比如《梦之海》里,外星人就是一个个体,后面没有什么文明,他就是想来搞一个雕塑,冰雕,所以对个体行为的后果,他也没有设计。

  南风窗:你的科幻小说,与主流文学有很大差异,甚至是“颠覆”,你承认“颠覆”这一点吗?

  刘慈欣: 颠覆是算不上的,有一些是不同,但也有一些可以说是“回归”—比如人们为了生存努力拼搏,这是人类几百万年前就在做的事情—如果你愿意,把它称为“回归”也许更合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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